上财胡永刚：年内不排除再加息 但幅度不会太大

[47]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公移》卷九十九，载《朱子全书》第25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4588页。

55 康有为：《丁巳代拟诏书》，《康有为全集》（第十集），第402页。康有为认为，基督教虽尊天、爱人、养魂，但是对祖先敬重不够，甚至反对祠堂祭祀和墓地之祭，这是中国民俗和情感心理习惯所无法接受的。

《文子·上仁篇》也说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故万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与成，必得和之精。又曰：乾为天而坤为母。孝子享亲而禘之，报气类形体之本也。1914年，康有为在《致某督军书》中明确提出人道教：孔子拨乱改制，立人道教【8】。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文子·九守》中说精神本乎天，骨骸根于地，《淮南子·精神训》也说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成汤所谓‘上帝降衷，子思所谓‘天命之性是也。他特别引用了董仲舒关于人君正心的话，强调人君正心的根本重要性。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形态到了宋代开始了一种新转型——士的独立性较以前有所凸显，崛起的儒家士大夫群体及其主体意识的觉醒，表现出与君主共治天下的豪情，而且在思想领域，两宋也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哲理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如朱熹所说：理只是这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程颢、程颐认为，土地是为治之大本，但是土地私有制和土地买卖的盛行，是产生贫富分化的根源。不仅如此，天理落实到对政治秩序的评判上，便体现为对王道和霸道的论辩，或者说，二程的王霸之辨是在其天理本体的观照之下展开的。

可以说，以天理取代诸如自然、天命等概念，并从内部着手来建构论证人道秩序的新模式，这是宋代理学家的任务和贡献。[⑧]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50-451页。

今皆有以资之，则人无所恨矣。如程颢说：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35]在朱熹看来，秦汉以下一千五百多年的帝王假仁借义以行其私，因此都不应加以肯定，而三代圣王为治无不出于天理公心，因而无丝毫利欲之心。朱熹说：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

[25] 范立舟.《程颢、程颐论王道与治道及其现代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第117页。他说：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为不厚矣。而儒家思想也不再只是一种传统的伦理政治，而是建立在一种具有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哲学系统。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理。

对于儒家而言，社会政治在理想层面表现为王道政治，其内在品格不仅彰显着儒家仁义价值理念，而且最核心的要素在于圣王在位。而且，自二程开始，理学家试图影响现实政治的重要方式即是通过王道和霸道的论辩来进行的。

在朱熹看来，正君心是通达王道理想的根本出路，进而对朝廷百官、普通民众再施以道德规训，这一设计思路可以说与二程所主张的格君心之非作为治国纲领的基本理念一脉相承。[11] 蒙培元认为，从理学思想的发展来看，第一次把理作为最高范畴，并建立理学本体论，始于二程。

程朱理学王道论的基本面向与主题，表现在：一是将形上的天理论运用于现实政治，得出循天理以治国的主张。[37]为此，二程倡导正经界的原则，主张对当权者的横征暴敛加以限制，保护贫困百姓的基本用地，使耕者有其田。具体来说，朱熹王道思想中关于民生问题的主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重民厚民、反对聚敛。[⑨]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9页。[50]出于对民众基本生存与社会秩序的忧虑，朱熹在《庚子应诏封事》中，明确提出了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的观点，认为恤民的关键是减轻老百姓的赋税负担，并且奉劝统治者要体恤民情，赈济灾民，并以此来下结民心。天下万民既为国家的根本，那么君王只有取得民心，才能使天下大治。

更为可贵的是，在担任南康、浙东等地方官员的短暂任上，朱熹努力将其关注民生的思想付诸实践，所到之处，办赈济、减赋税，在崇安创立社仓法，以作试点，此举不仅达到了赈济灾民的效果，也稳定了当时的社会秩序。诚如卢国龙教授所言二程洛学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政治学[29]，可谓肯切。

朱熹重视农业，还表现在关于土地的分配问题。[⑩]认为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唐王朝当权者违背三纲，人伦大坏，致使天下大乱、百姓遭殃。

[22]又说：治道有自本而言，有就事而言。当然，朱熹在对天理概念的阐发与延伸过程中，最具特色的还是通过对理一分殊的解释。

程颐就对唐代皇室宗亲的骨肉相残、失德乱伦行为严加痛斥，称其大纲不正，万目即紊[⑨]，并指出：太宗佐父平天下，论其功不过做得一功臣，岂可夺元良之位？太子之与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纪纲，自太宗乱之。总的来看，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以天理论确立了理融合天道与人道的机制，奠定了理的形上性和本体地位，同时也为人间伦理道德找到了理论依据。张载在《西铭》中提出了一个乾父坤母、天人一体的伦理观，程颐认为它是明理一而分殊，意指儒家既讲天人一体的普遍之爱，又讲父母兄弟的等差之爱，前者是指一般意义的理一，后者则是个别意义的分殊，朱熹亦曾反复解释理一分殊，他在《西铭解》中说：程子以为明理一而分殊，可谓一言以蔽之矣。朱熹认为，汉唐虽有事功，但君主心术不正，且他们为治，只从利欲上着眼，以至整个社会人欲横流。

[⑦] 惠吉兴，敦鹏.《二程政治哲学的超越向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年第6期，第90页。而三代圣王以道统转相传授，心中天理流行，无丝毫利欲之念，才是值得仰慕、推崇的。

[18]朱熹认为，天地之间，各种事物中的万理虽具有个别性和多样性，但宇宙人间之理只有一个，反过来，万事万物又有各自的理。朱熹在撰写和注释《四书集注》时，本着这一精神，在继承、发挥前人思想资料的基础上详尽地阐述了其重民、厚民思想。

因此，研究理学王道论具有拓展和深化宋代理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42]在这里，朱熹明确地提出了国以民为本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思想，肯定了天下万民地位的重要性。

因此，程朱理学王道思想的提出也是针对时弊而发的，这些思想虽有调整君民、官民关系进而巩固和服务君王统治的目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满足民众基本需求的效果，作为思想家能够发现与提出这些问题，应该说已是难能可贵的。正如后世经常提到的，宋代士大夫具有强烈的参与政治的主体意识。显然，在理学家的政治哲学中延续了自先秦儒家所高扬的为政以德的执政理念，目的在于实现和谐有序的理想社会。由此，朱熹以帝王义利理欲之心来判分历史上的王道与霸道，他和二程一样，都认为三代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力把持天下。

与张载有所不同，二程主张实现三代之治并非一蹴而就，相反只有渐进补偏救弊，才能切实消弭社会矛盾。[50]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奏救荒事宜状》卷十六，载《朱子全书》第20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762页。

因此，朱熹对民生的重视，本质也是儒家重民、厚民传统的继承，其基本精神和措施首先要顺应民意，视民如伤，做到安而不扰，厚民为本。因此，在朱熹看来，井田制的古制可能仅仅只停留于理想而不能照搬于现实，但井田制作为三代治理典范的重要特征其衡鉴现实，指陈时弊的精神价值却有其时代价值。

[26]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18页。[17]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896页。